剛掛上電話，空間裡還殘留著剛才平和的道別聲，但一股巨大的憤怒卻毫無預兆地佔據了心思。那不是因為爭吵，反而是一種從平靜對話中慢慢浮現的窒息感。

這通電話其實很簡單。車險的承辦人員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問我：「那時候車子停的地方，是紅線、黃線、白線，還是空地？」

那一刻，我突然卡住了。那些選項在腦海裡繞來繞去，我卻找不到一個能準確安放現實的格子。在窒息感慢慢漫上來的過程裡，我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：「車子停的地方沒有線，但也不是空地，是馬路旁，只是前後有紅線……」電話那頭一陣錯愕，而我在那段短暫的空白裡，突然看懂了這個提問的本質，忍不住反問：「你應該只是想知道有沒有違規吧？警察在現場已經確定沒有違規了。」

掛掉電話後，那股混亂的憤怒終於成形。我覺得自己好像被迫經歷了一場被降智的過程，即便理智上很清楚，對方只是在核對例行表格，並沒有任何惡意。

但這個簡單的日常切片，卻精準地踩中了埋藏在我心底、在職場上留下的傷口。

那是一個曾經被掌握程序權力的人，用粗糙的框架強行套在複雜現實上，並要求我為此負責的傷。在過去的工作經驗裡，我常常承受著「被迫配合錯誤分類」的巨大壓力。真實發生的事情往往有很多轉折與細節，但系統卻只想抽離脈絡，把它塞進一個簡化的格子裡，甚至，我還得為這個不完美的歸類負責，確保自己「答對了」。

當我為這種粗糙感到窒息時，身邊的環境或許因為習以為常，總是不斷對我說「是你想太多」、「是你反應太大」。於是，那些無法被分類的真實被壓縮了，我的感受被否定了，最後只留下滿滿的自我懷疑。

離開職業現場好一陣子了，沒想到在過了大半年後的今天，會因為一通尋常的車險電話，重新指認出這個在體制裡壓抑許久的硬傷。

看著逐漸平復的自己，我突然有了一種釋懷。原來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太過複雜或過度敏感的人。我只是生來誠實，一直很努力想把眼前的真實說清楚，卻常常在那些過於簡化的表格面前，感到無能為力。